在历史上，如此迅速而又意见统一地选出教宗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按照卡斯培（Walter Kasper）枢机的描述，在西斯廷教堂内，几轮投票后“新教宗是谁便显而易见了”。而您自己当时却热切地祈祷着：“上主，不要这样待我！你有更年轻、更适合的人选！”这祷词很像是从革责玛尼山园发出的。

看到这难以置信的事情在发生，确实令人震惊；我当时确信有些比我更年轻更适合的人选。为什么上主拣选了我，我应该由祂做主了！我设法保持镇静；一直信赖祂定会引导我；我需要慢慢地去熟习我力所能及的事，并全神贯注于当前该做的工作。

上主的这句话为我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负担足够一天受的了。”每天的负担为人已经足够，再多则不胜负荷。为此，我勉力让自己集中精力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其它的则留给明天。

在伯多禄大殿的阳台上第一次出现时，您用颤抖的声音说：“在伟大的教宗若望 ·保禄二世之后，天主拣选了我，一个在上主的葡萄园内简单而卑微的工人。”令您感到慰藉的是：“上主懂得如何工作，……甚至是使用微不足道的工具。”

那是教宗的一种谦词吧？无论如何，选您做教宗有很多恰当的理由。没有一个神学家像您那样，公开及深入地去处理各种重大的论题：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教会内部关于改革的争论、当今科学时代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等等。身为信理部部长时，您曾对前教宗有很大的影响。沃依提瓦（Wojtyla）时代的伟大工程之一：《天主教教理》就是在您的带领之下完成的。

那时，我的职责是监督和指导，但我并没有独自完成什么，而是一直在小组中与他人合作。就像是上主葡萄园中的众多的员工之一。或许我做的是领导员，但没有资格成为领袖或去承担一切责任。我知道，除了伟大教宗外，定也有一些“渺小教宗”贡献自己之所能。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

24年之久，您一直在教宗若望 ·保禄二世身旁。您对罗马教廷的认识远远超过其他人。那么，您用了多长时间，以真正了解这任重道远的职务？

几乎无需时间，我便立即意识到责任之重大。在做专职司铎、本堂司铎或做教授时，就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当然也很容易想象到，负责整个教会的人，肩上有多么重大的负担。然而更清楚的是，所有这些不能靠自己一个人来完成。一方面，需要天主的帮助；另一方面，需要很大的合作。梵二教导的很好，教会的组织建立在团体领导上，教宗必需与别人合作才可做首席，而不是如同独裁的君主，什么都由他来决定。

在十二世纪，圣伯尔纳多在教宗欧仁三世（Eugenio III）的邀请下，写了一篇省思短文，名为发“教宗之所当思”（De Consideratione）。圣伯尔纳多对罗马教廷很有反感，他恳请教宗务必保持警醒。根据圣人的建议，教宗在繁忙的工作中，需要培养离舍，统观全局，并坚决制止身边的各种弊端。圣伯尔纳多对教宗最为忧心的是：“当你被无止无休、不断增加的事务所缠绕时，你的心会变硬。”

您对圣伯尔纳多所写的《省思》有什么切身体会？

圣伯尔纳多的《省思》为每位教宗自然都是必读之作。作品有很多重要的内容，比如：“记住你不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继承人，而是一个渔夫的继承人。”

省思的要领就如您所指出的：不要在繁忙的活动中迷失自己！该做的事情太多，可导致人日以继夜地工作，而错误就出在这里！“不迷失在频频的活动中”就是要保持省思、谨慎、敏锐、默观；有空间作沉思、保持远观、处理事务、与天主同在并要默想天主。不要成为一位工作狂，这为所有人都是很重要的。对一个公司经理来说是这样，对教宗来说更该如此。他应该放手让其他人来完成许多工作，为能保持深广的视野和内在的沉静，这样才能认清事物的关键。

然而教宗本笃还是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日以继夜地工作，无休无止。

不，不是这样……

您为人勤奋，或许是教宗当中最勤奋的工作者了。

但是，这些工作也包括默想、阅读圣言、以及反思圣言对我的启示。一个人不能只是处理文件。在这方面我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我常将圣伯尔纳多的警告置于眼前，不让自己迷失在不停的工作中。

保禄六世当选为教宗的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到：“我置身于教宗的公寓内；深深的不安和信赖交织在一起，……而后深夜降临：祈祷、寂静。不，丝毫没有寂静，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攻击我。我该学习真正地爱它；去爱现实的教会；去爱现实的世界。”

您是否如同保禄六世一样，起初时也有点害怕要面对众多问题？保禄六世甚至想到了取消教宗在窗口与群众颂念三钟经的习惯。他写到：“要看到我本人是必要的吗？我们变为观览物了。”

没错，我很理解保禄六世的感受。问题就是：常出现在大众面前，像明星一样被人追捧，这样的做法真的正确吗？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很希望看到教宗。但人们不只是要接触他这个人，而是希望有形地接触这个职位，接触神圣的代表；接触一个奥秘：这里有伯多禄的继承人，基督的代表。如此来看，还是应该接受这件事，但不能把别人的欢呼视为对自己个人的赞美。

您怕被刺杀吗？

不怕。

在世界史上，天主教会扮演了全球第一及最大的角色。但是，众所周知，它不是一个公司，教宗也不是一位总裁。那么你的职务和一个国际商业集团的领导有何区别？

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产品的中心。也不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企业，我们是教会。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由生活同一信仰的人所组成的团体。我们的任务不是制造产品或在销售中取得成功；相反，我们的任务是做信仰的楷模，宣讲信仰。我们也不是一个寻求利益的团体；而是一个在自由中与基督，与天主保持深深共融的体系，她超越民族与文化，超越时间与空间。

在初上任时，您是否也犯过一些错误呢？

可能有的。但具体的，我现在不清楚。也许以后犯的错误会更多，因为已不像开始那么谨慎了。

开始时，您是否会有被囚禁的感觉而感到有点压抑呢？轻松一点地来说，教宗是否有时也会秘密地逃避一下呢？

 没有，我不会这样做的。当然了，我不能再随意地去散步，探望朋友，甚或随意地留在自己的家里，就像以前我在盆岭（Pentling）家里时那样；或者跟我的哥哥去城市散步，随便找个饭店用餐或去看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些可说得是一种损失。但自然地，人越上年纪，越无心活动。就此而言，这些失落也算容易接受。

有些人认为教宗生活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只是呼吸已经被过滤的空气，并不了解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会真正了解人们的忧虑和困难。

自然的，我不可能读所有的报纸，也不能无限制地接见人。但是，我相信世界上很少有人如同我一样有如此多的会晤。为我尤为重要的，是与世界各地的主教们见面；他们都是脚踏实地的人，他们来并不是想要什么，而是与我谈论教会与他们当地的生活。这样，经过与人的联系， 我可以直接而实际地与世界接触。这些体验比读报纸更为直接。这样许多事情的背景，我都能了解。

偶尔，也会有位母亲，或姐妹，或朋友来探望我；跟我讲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这样，在官方接见外，还有一些充满人情味的会晤。自然的，宗座之家（la famiglia pontificia）的成员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还有那些来看望我的老朋友。总之，我可以肯定我并没有生活在由宫廷士族环绕着的虚假世界里，而是通过很多的接见和会谈，亲自及直接地分享现今社会的日常生活。

教宗每天都看新闻吗？

当然要看的。

在历史中有教宗，也有反教宗者。但很少有——或许从来没有过——两位伯多禄的继承人，能如同若望·保禄二世与本笃十六世一样，如此完美地相互融合，几乎形成了一种千年宗座的独特风格。您的前任特别关注全球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东欧；而现今，您关注的中心是教会自身。是否可以说，若望·保禄二世与本笃十六世两人有不同之处，正是一种相互的补充？从某种角度上是否可以说，一人耕田，另一人播种。一人开启，另一人完成？

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了。时代在变化，新的时代则有新的问题出现。1968的一代人，他们的独特情况已经成为过去。接下来的一代比较注重实效，但是已在老化。

今天的问题则是：我们如何来应付一个威胁到自身的世界？进步对它来说已经成了危险。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天主那里重新开始吗？新一代的人面对天主的问题，自然与上一代不同。而教会的新一代也不同以往；与70年代的断层现象相比较，这是更为积极的一代。

在上任之后，您就致力于教会的内部革新。您曾说：“必须坚定不移地保存天主圣言的伟大和纯洁，使它不会因着不断变化的运用方式而受到损害。”在关于耶稣的书中您写到：“教会和个人都需要不断的净化自己……，凡是变得过大的东西，都该重新回到在主内的单纯和贫穷中来。”用一个商业界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回到原点，回到核心职能中。那么对圣父您来说，这内在的革新具体指什么？

它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要找出那些拖累我们的纯表面的、无用的东西；另一方面，要了解如何才能把重要的工作做的更好，为使我们能够真正地在时代中聆听、生活并宣讲天主的圣言。

圣保禄年和司铎年就是为推动这样的革新而做的努力。再次关注圣保禄的形象就是为让人注目福音本有的特点：淳朴无华、坚定彻底、充满生命力；我们需要将这样的福音重新显示给世人。而司铎年的安排，恰恰是在圣职圣事受到严重玷污的时刻，这正是为了再彰显这一职务的永恒性和独特性；司铎职是美好的，尽管有这么多的痛苦和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努力将谦卑与伟大融合在一起，好使司铎们在自己的职务上再次获得勇气与喜乐。

主教会议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召开的。比如，有关天主圣言的主教会议，仅仅在大会上针对主题而彼此交换意见，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了。今天，需要让人重新理解那些至关重要的课题；同时，就如在《天主是爱》通谕中所谈到的，要使做基督徒的核心意义及其纯朴性再次清晰可见。

您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在宗教和理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什么信仰和理性要走在一起？难道人们不可“只是”简单地信吗？耶稣说过：”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

没有看见是一回事，但那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也应该有他的理由。正如耶稣自己，祂使信仰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祂宣讲的信德始终与旧约以及所有天主的诫命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就如：相信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宰；历史在为这位天主作证，万物也在传述祂的光荣。

有趣的是，在旧约中理性本身已经是信仰的一个基本因素。尤其是在巴比伦流徙的时代。以色列人说：“我们的天主并不是诸神之一，祂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上天之主；是唯一的天主。”这一普遍性的声明恰恰是建基于它的合理性之上。这个核心点后来就成了旧约与古希腊文化的相遇点。在流徙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特别强调此端信仰时，希腊哲学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这思索：试图在众多神明的背后寻求着唯一的真神。使信德与理性结合起来是教会的一项重大任务，也就是要将超性的目光和理性负责的态度结合起来。理智是天主给人类的礼物，正是它使人类与其它受造物迥然不同。

作为来自德国的教宗，您的特殊神恩是什么？德国人作为神圣日耳曼帝国的执政者大约有一千年的时间。对知识的深度研究是德国文化历史的特点之一，具体表现在神秘主义者如艾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博学的大亚尔伯（Alberto Magno），还有歌德、康德和黑格尔的身上。当然，德国也是教会分裂的国家，本身也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摇篮。它许诺给人一个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的天堂。不仅如此，它还一度成为恶魔的朝代，唤起人去杀害所有的犹太人——天主所拣选的民族。

如您所述，德国的历史有不同的层面，充斥着复杂、矛盾和戏剧性。它既是一个充满内疚与痛苦的历史；但又是一个展现人类伟大的历史，一个拥有神圣的历史，一个深蕴知识力量的历史。就此来讲，并不存在所谓德国的“本有”神恩。

您刚才也提到，“沉思”乃是德国文化历史的另一特征，已被视为德国的独特之处。现在人们也许会说：事业心强、精力旺盛和讲求效率是典型的德国人特色。我认为，既然天主拣选了一个教授做教宗，祂就是想彰显“沉思”的要素，希望人们为了信仰与理智的整合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