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教宗就职

 

如果容许我这样表达的话,可以说,您一上任就要处理许多棘手的问题。据说,由于疾病的原因,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世的最后时期,留下了很多尚未顾及去处理的事情。

是的,些事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未做出决定。但是总体来说,通过他所任命的合作者,教会并没有受到影响。重要的事情仍像以前一样由教宗本人来决定。他虽然要忍受病苦,但仍是很清晰。就此而言,教会的运作可说得是完全正常。

对于罗马教廷内部的改革,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并没有投注多大精力,也不特别感兴趣。这一点也不是任何秘密。

然而,他还是对罗马教廷实行了改革,并制定了现行的模式。虽然他也把其后很多事项,留给其合作者去决定,但是他一直统观全局,并且亲身处理主要项目。

他长久的疾病是否阻碍了革新计划的推进,不然应该早就开始了?

我不认为是这样。他给我们留下的财富是无与伦比的。他有许多伟大的创举:众多的新声明、新通谕、还有频繁的牧灵访问及其丰富的活动内容。在这一切之后,理应稍作停顿,以使我们慢慢吸收并消化这一切。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发表了不少新的感人的作品。比如,为2000年大喜年而准备的《第三个千年将临之际》(Tertio millennio adveniente)牧函,其内容热情洋溢,扣人心弦,宛如诗歌一般。

再有,他病苦的时期并非毫无意义。我觉得,这为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在大量的活动之后,需要接受来自痛苦的教育,并发现透过痛苦也可以引导教会。其实,正是痛苦的经验使得教会日臻完善并活力充沛。

这份痛苦似乎使已遭颠覆的教会之舟又得以翻转过来。一夜之间突然涌现出了一代热心的年轻人,他们的出现几乎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同情心是强而有力的。很明显,在痛苦中教宗身教的作用远远胜过于言教。同情心、内在的震撼以及在某种方式上与基督苦难相遇,都深深地触动了人们的心灵,甚至比教宗的正常牧灵活动所产生的效果还要深刻。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起点,人们对这位教宗产生了更深的热爱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在教会里产生了一个彻底的转折。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有许多的人物出现,是他们共同谱写了世界的历史。但教宗的病苦确实再次彰显出了十字架的力量。

在您成为第265位普世教会最高首领之后,犹太人团体对你的当选表示热烈欢迎,其热情超越以往。全球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以色列·辛格(Israel Singer)曾表示:当若瑟·拉辛格还是信理部部长时,就已经为两个世界宗教之间的彼此接近,奠定了基础。他继而指出:您积极地改善了犹太教与基督宗教两千年来的关系史。

您是第一位教宗去邀请一位犹太拉比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发言。您暂停了一位法国神父的列真褔品程序,因为他被指责有发表反犹太人的言论。您拜访犹太会堂的次数多于以往的教宗。你当选之时,德国的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就写道:“他的写作很动人地指出基督宗教起源于犹太宗教,以前从未有教宗如此地表达。

再有,成为伯多禄的继承人之后,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致函给罗马的犹太团体。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是否可以代表您任职期间的基本路线呢?

毫无疑问。自从学习神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对圣经的两部分,新约与旧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有了清晰的认识。我意识到只有了解旧约才能读懂新约,否则我们就不会正确地理解它。另外,在德国第三帝国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很自然地触动了德国人,这也推动着我们要怀着谦逊、羞愧和爱的目光去看待以色列民族。

就像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在我接受神学培育时就影响着我,而且决定了我的神学思路。我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彼此对他者的存在及使命互相尊重,才能在以色列和教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相互关爱和理解的关系。这一点就成了我宣讲基督信仰的核心——这也完全是延续着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使命。

您的前任称犹太人为我们的长兄;然而您却称他们为信仰内的父亲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曾用过长兄这词来表达。但这个称呼并不受犹太人的欢迎。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中,长兄乃是厄撒乌,是被拒绝的那位弟兄。长兄这个称呼也是可以用的,因为它表达了一些重要的内涵。但称呼他们为我们“信仰内的父亲同样也是正确的。也许这种表达方式更能清楚的展现出我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您上任不久,梵蒂冈的新风格就凸显了出来。频频飞行的“匆促教宗”已不再是您的写照。无休止的接见活动也减少了一半。您也免除了吻手礼,虽然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实行着。之后,象征宗座现世权力的三重冠标记也在教宗的纹章中不见了。还有另外一个改变:您的前任讲话时,常用第一人称,而本笃十六又重新开始使用以前教宗所惯用的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解释两点,三重冠早已由保禄六世教宗取消了……

……把它卖掉,然后把金钱施舍给穷人了。

但那时仍旧留在教宗的纹章中,现在也从纹章上消失了。我没有取消第一人称的用法,而是我们二者兼用。在很多事情上,我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若瑟·拉辛格个人的意见;事实上,我是从教会这个团体的角度而发言的。在一定程度上,我是与分享同一信仰的人一起,在我们内在的共融中发表言论。我所表达的是我们共有的产业和共同的信仰。当然,使用我们”并非是指那庄严的复数形式,而是从它内容的来源上来讲的;是透过他人并和他人一起来发言。如此而言,使用“我们”有他的合理性与重要性。但是我说到一些私人的和只涉及到我个人的问题时,就用第一人称。所以两种用法和“我们”都同样使用。

2005年十月份,您第一次召开主教会议时,便把会议时间由四周缩短为三周。并且您添加了自由讨论这一环节,而且还邀请了很多其它教会的兄弟代表”。同时,为了促进在教廷内部的意见交流,也开始同圣座内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定期聚会。然而,针对人事选择的决定,尤其是那些与教宗最为接近的合作人员的选择,有时让你感觉为难,这是您的弱点吗?

我认为主教会议时间的变动符合所有参与者的心愿。一个主教离开自己的教区四周的时间的确很长。一个主教参予普世教会的管理,也正是基于他对自己教区的妥善管理,并与普世教会保持内在的合一。事实证明,会议时间上的变动没有任何问题。对于我来说,与会者最重要的不只是阅读提前准备好的发言稿,那便不可能有对话,而是能够有机会倾心交谈并自由发言,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对话。

人事上的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人能看到另一位的内心;也没有谁保证不受蒙蔽。所以,对此我更小心谨慎。只有在经过很多咨询之后我才做决定。我认为在过去几年所做出的一系列的人事决定,还是不错的,对德国主教团也是一样。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教廷内有越来越多的会士担任重要角色。意大利的印刷品报Il Foglio报道说:梵蒂冈的人事任命政策发生了哥白尼式的革命。而批评家们则想要证明这是一种“基要主义者的渗透。选择那些发过神贫、贞洁和服从愿的会士们任职,是否是一剂抑制追逐名利和投机取巧作风的良药?这些现象在梵蒂冈也并不罕见。

任命了一系列的会士在教廷工作,是因为在他们中的确有很好的人选。他们富有才华,又有很深的灵修造诣。当然会士的数目也没有增加到一种不成比例的程度。我努力找到最合适的人,不管他是会士还是教区司铎。最重要的是该有合适的品质,具有灵修精神和有坚固的信德,尤其是一个勇敢的人。

我认为在当今世界,勇气是一位主教或一位教廷负责人必须具备的品质之一。这品质意味着不屈服于主流意见的压制,而更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即使这会给自己招致麻烦,也在所不辞。很自然的,他们应该是一些在智力、专业和人性方面都很成熟的人。更要有领导能力及善于使人团结。例如,当我任信理部部长时,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团队精神;我们之间不存在相互的争执,而是很有家庭的气氛。我认为这种促进人际关系和激发团队精神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一位教宗也是透过表情和姿势,标志和记号来与人沟通。您曾一度在冬天戴上了那顶有名的驼绒帽来御寒,正如以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一样。这件事情曾引人注意。那只是一个时尚点缀呢?还是标示着要恢复一些教会古老的礼节呢?

 我只用过它一次。仅是因为我那时很冷,我的头部是很敏感的。所以我当时就想:“既然这里有顶驼绒帽,那就用它吧。但那确实只是为了御寒。从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戴过,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利玛窦研究中心(Centro Studi "Li Madou"): www.limadou.org

地址:Piazza Strambi 7, 62100-Macerata Italy. Email: 该Email地址已收到反垃圾邮件插件保护。要显示它您需要在浏览器中启用Jav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