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大公合一及与伊斯兰教对话

 

大公合一是您上任后立即着手推动的最显着的工作。您曾承诺:“要不遗余力地重建基督徒之间的圆满与有形可见的合一。观察家们都注意到,您极为关注东正教会,正想方设法与这存在着更多共识的教会创建合一之路,观察家都认为这是您的一项策略性举措。

大公合一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工作。首先是全球东正教会,在她内也存在着很多种派别;然后是所有的新教教派,他们中传统教派与正在扩张的新兴派也彼此不同。新兴派的扩展是这时代明显的特征。可以这样说,与我们更接近的,同时也是更有合一希望的,自然是东正教会。

教宗保禄六世和若望·保禄二世都非常关注与东正教会对话。我自己也与他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当我在波恩与雷根斯堡Regensburg教授时,总有一些东正教的学生来上课,所以我有机会结交了很多东正教的朋友。天主教与东正教共同拥有初期教会的基本传承。

所以,自然地我特别热衷于与他们的会晤。我非常感谢巴尔多禄茂一世宗主教对我的盛情款待,他表现的大公精神绝不是仅仅出于责任,我们之间的确有一种真实的友谊与兄弟之爱。

同时,对科里尔(Kyrill)宗主教对我的友谊和热情,我也常怀感恩之心。

您被选为教宗后,首先拜访您的就是莫斯科的科里尔(Kyrill)宗主教。

那时候,他还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宗主教,而是教会事务外交部主席,是外交使节人员。我们一见如故。科里尔(Kyrill)满怀喜乐和淳朴的信仰,是那种典型的俄罗斯人灵魂深处的淳朴,同时兼具坚定和热忱的精神。随即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心心相通的感觉。

虽然在庞大的东正教世界与普世拉丁教会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具有很深的内在的共融,看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文化的分离和其它的因素,几个世纪以来,二者之间积累了诸多差异。然而,在我们内在精神的连结中,我们要重新去认识我们真正的相遇相知。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已经取得了进步。我不是说什么策略上或政治性的进展,而是基于内在的亲近而彼此更深地走向了对方,这令我深感欣慰。

您曾经说,这样的彼此接近为“世界历史的未来有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会再次意识到我们对世界的共同责任。我们可能会继续为许多事情而争论不休,或者从共同点出发来携手合作,共同做出贡献。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已表达清楚:为使世界相信那在基督内向我们说话的唯一天主,我们需要做出有效的见证:基于灵修、由理性所支撑而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见证。为达到这一点,我们的相互合作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科里尔(Kyrill)所强调的,尤其是在有关重大的伦理问题的讨论上。我们不是过于伦理化;但基于信仰,我们给人类传报指引方向的伦理信息。在各民族的危机中,我们在这些事项上的共同努力是至关重要的。

以致力于大公运动着称的雷根斯堡的主教,格哈德·路德维·穆勒(Gerhard Ludwig Müller)曾说,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合一已到达97%。所缺少的3%就是教宗首席权和司法权的问题。您不仅从教宗纹章上删除了象征现世权力的三重冠的标记,还从您教宗的称号中取消了西方宗主教的头衔。罗马主教仅仅是“平等中之首席primus inter pares)。在2000年当您还是枢机主教时,您在所签署的《主耶稣》(Dominus Iesus)法令中曾声明:虽然有些教会由于不接受教宗首席权而缺乏与天主教会圆满的共融,但他们是真正的个别(地区)教会ecclesia particularis

为了基督徒的合一,教宗本笃十六世是否将重新修订教宗职的含义呢?

在这方面,我是需要澄清一下。“平等中之首席这一表达并不是我们天主教会所相信的真正形式。教宗是首位,但同时还拥有其特殊的职务和使命,就此而言,并非完全平等。“平等中的首位是东正教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承认罗马主教是首位(Protos),这是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就确立了的。然而,问题是:罗马主教还有没有特殊的职责。从主耶稣法令中所引证的话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需要做更详尽的解释,但现在时间不允许……

这是否意味着,教宗拉辛格与从前的信仰卫士枢机拉辛格互相有矛盾之处呢?

不是的,我维护梵二大公会议与整个教会历史的宝藏。引文的意义是,尽管东正教会没有与教宗共融,但她是真正的个别教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个别教会而言,与教宗共融并不是结构性要素。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没有这种共融也是这些教会内在性的缺陷。实际上,个别教会注定应该是整体中的一员。因此,当它欠缺了与教宗的共融时,便是一个有缺陷的生命细胞。一个细胞,可以称之为教会,但是这个细胞缺少一个要素,也就是缺少与整个机体的联系。

我不敢如同穆勒主教那样断言说,只差3% 就可以恢复圆满的共融。因为,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和文化的差异。除了教义问题之外,在心与心的沟通上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对于这点,还需天主在我们中间工作。因此,我甚至不敢对达成共融的时间作出任何的预测。

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有心灵的共融;我们尽其所能地相互走近与相互合作,在一些尚未共识的问题上,努力联手去解决。此外应当常常意识到,我们需要天主的帮助;靠自己,我们将一无所能。

希腊东正教的大主教奥斯定(Agoustinos)认为,对所有基督徒而言,教宗的荣誉首席权是可接纳的。路德派的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Johannes Friedrich)主教也提到了,可以有限度的承认教宗为整个基督宗教认可的,大公合一的代言人。当您声明,如今教会,应该从第一个千年的经验中吸取灵感的时候,您指的是这一意义吗?

英国圣公会也声明说,可以接受罗马教宗被授荣誉首席权。他的角色之一就是代表整体基督宗教发言,这已经是很重要的一步。另外,世界也基本认同,关于重大的伦理问题,教宗所采取的立场就是基督宗教的声音。对某些事情,当教宗以所有基督徒的名义发言时,需要谨慎避免侧重天主教会的立场;但他代表天主教徒发言时,就另当别论了。

就此而言,罗马主教仅基于其历史所赋予的位置,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全体基督徒的代言人了。这是大公合一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有形可见的方式显示整体基督宗教的内在共融并没有全部消失。但也不可高估了这个因素,因为对峙的意见还有很多。不过,能有这种代表性,已是一件应该感恩的事情了。

您曾经会晤过君士坦丁教会的宗主教。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其外交部主席伊拉里(Hilarion)大主教曾说过:关于教宗与莫斯科宗主教会晤的筹备工作,已逐步成熟。这会晤将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您认为此事在您的任期内可能实现吗?

这取决于好天主还能给予我多少时间的生命,但我希望这会晤能够实现。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表示,莫斯科宗主教在我宗座任期五周年之际,通过伊拉里(Hilarion)大主教,特意为我在罗马组织了一场音乐会;伊拉里主教(Hilarion)本人就是一位作曲家,这样,我出席了他的作品演出。总之,我们有不同形式的接触。俄罗斯东正教的公共舆论需要为此事作出准备;其实,对天主教的怕惧感依然存在。需要耐心等待,不能操之过急。总而言之,双方都有会晤的意愿,时机也在日趋成熟。

在不久的将来,罗马与莫斯科有可能会晤吗?

我认为有可能。

关于中国教会合一的问题也取得了进展。目前,中国政府任命的主教几乎都得到了罗马的承认。政府承认的教会团体和政府不承认的教会团体都渴望走向合一。您认为,这完全的合一能否在您的任期内实现呢?按您所说的,如果天主赐您长寿的话。

希望如此。耶稣为信徒间的合一所做的祈祷(若 17),也正在中国开花结果。中国的整个教会被鼓励,去活出更深刻的灵性合一;而在这合一内,一种与罗马主教保持和谐共融的圣统制的合一,也必然日趋成熟。当然了,阻碍还是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正如您刚才所谈到的,大多数从前非罗马任命的主教,过后因承认教宗的首席权而进入了与罗马的共融。尽管总是出现一些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我们依然有希望彻底战胜分歧。这是我心中特别的期盼,我为此而每天祈求上主。

此前,没有人能想到会有如此的发展,这是如何达成的呢?

推动中国教会积极发展的因素很多,我在此略为引述几点。一方面,非法祝圣的主教一直渴望与教宗共融,正是这种渴望使所有的主教们走上了合一的道路;而在这条路上,我们也一直耐心的陪伴,与他们中的每一位肩并肩的工作。他们有这份天主教的基本意识,即:只有与教宗共融才是真正的主教。另一方面,秘密祝圣的主教们,也就是政府不认可的主教们,也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仅从政治的角度看,因着主教们隶属罗马而监押他们,剥夺他们的自由,这为政府也不是什么有益之举。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帮助,为使得两个天主教团体能达致圆满的合一。

与新教教徒的大公合一对话似乎很艰难。在新教中,这种对话也根本没有排上日程。因隔阂真的很深。几位天主教主教也曾表示,一些基督新教教派因着现代化的影响而抛弃了太多的传统。自70年代开始,有些派别先是趋向社会主义,而后是生态主义,接下来又是女性主义。同时,又兴起了推动性别平等的新趋势,即所谓的性别主流化 (Gender-Mainstream)。这几位主教也指出,这些教派对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将天主教新教化,因为他们认为天主教是守旧的代表。这些人想表现出他们是先进的选择。

为了避免更多的失望,是不是这样说更真诚呢:好吧,让我们做朋友。在基督徒的共同行动中让我们相互合作;但可惜,合一是不可能的,除非以牺牲自己的特性为代价。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的基督新教教派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路德宗派只是一部分。还有革新派、卫理公会等等。还有新兴的福音派,他们的发展是如此的强势,正在改变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的宗教面貌。所以,当我们谈到与基督新教的对话时,需要注意到事情的多样性。另外,因着国家不同,情形也大有分别。

事实上,需要承认的是,基督新教已经迈出了远离我们的步伐,就如,女性晋铎、同性恋结婚以及类似的事情。另外,关于道德问题的立场和迎合现世精神的方式也使对话变得更加困难。当然,在基督新教团体中,也有人热衷于促进真实信仰的本质,而不赞同其教派中的上述态度。

我们应该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点;在大问题上我们应该做到异口同声,好能有效地见证基督就是生活的天主。虽然我们不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完全的合一,但是,我们应真实基督徒的身份,尽己之所能去完成在世上的共同使命和共同见证。

教宗您真的认为基督新教与东正教不同,不是教会,而只是教会性团体?从外表上看,这好像是一个具有蔑视性的定义。

教会性团体这一表达正是梵二大公会议的术语。大公会议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教会正常的意义,根据我们的理解,必然有藉圣事而继承宗徒职务的主教职,以及由主教和司铎们所举行的圣体圣事。

当这原则不存在,自然就是以新的方式来诠释教会而形成的新模式。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我们称这种模式为教会性团体。这个词的含义就是:这些团体乃是不同形式的教会。正如他们自己坚持的,他们不是继承远古传统的教会,而是新模式的教会。这新的模式来自新的理念,即教会不在于机构,而在于充满活力的圣言;是圣言将人聚集一起并使他们形成团体。

选用这个术语,是为了能够确切地表达出基督新教的特质,这是一个积极的词汇。我们可以继续寻找更适合的词,但这基本的区别是合理的;即使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事实。

另外,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新教团体之间的差别性很大,他们给自身的定义也彼此迥异。因此,我们也无法将各团体总称为哪个新教教会。可以这样说,新教团体对基督信仰的侧重点不同,我们需要尽力了解这些事实;与此同时,我们彼此承认是基督徒,也彼此携手服务。

至于教会的定义,难道教宗也不能给出不同的说法吗?

不可以。在这一点上他也不能随意去做。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已经有清晰的界定。

关于西方的各教会性团体,圣座大公合一的任务,集中在英国圣公会、世界路德派联合会、革新派世界联盟(Reformierte Weltallianz)和世界卫理宗议会(Weltrat der Methodisten)。教会的大门已经为那些渴望返回天主教的圣公会成员而敞开。您为此而颁布了宗座宪章,这是首次为地区教会提出立法和组织性的架构。在此之前,合一的形象与重返拉丁教会是分不开的。这是否是一个先河,是其它怀有同一希望的团体当循之路呢?

无论如何,这是面对特殊挑战而给予回应的一种尝试。起初的推动者不是我们,而是圣公会的主教们。他们同信理部展开交谈,以寻找合一的可能形式。他们完全接受天主教教理所定义的信仰,并表示这也正是他们的信仰。他们邀请我们去考虑,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他们所继承下来的丰富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建议性的方案。至于如何去运用并实际地执行它,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及变化都还有待观察。总之,这也是天主教会所具有的灵活性的一个标记。我们不愿意创建新的东方礼式的教会,但我们希望给新教团体的地方教会,提供一个既可保留其传统又能与教宗实现共融的可能性——这些传统是在罗马教会之外发展起来的。这样他们也就进入了与天主教会的共融中。

2006912日,您在雷根斯堡大学做的演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影响到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双方。您引用了一本有名的学术性著作,讲述拜占庭的皇帝和一位波斯学者针对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一次对话[1]。接下来,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中有基督宗教教堂被烧毁,而西方的记者们也写了一些表达愤怒的文章。

这篇讲话被视为教宗您犯的第一个错误,真的是这样吗?

我所构思和发表的那篇演讲,纯粹是学术性质的。没有想到有人会将教宗的学术演讲予以政治解读。通过政治性的目光来解读,就看不到论证的细节而只是断章取义,并赋予文章本身根本就不包含的政治意义。演讲中我引用了一段古老的对话,对这段对话我至今都很感兴趣。

在引文中提到的玛努埃尔(Manuele)皇帝已经是在奥斯曼帝国附庸的时代了。因此,他不可能反对穆斯林。他所能做的就是在理性的讨论中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然而,当今政治性的沟通已不再允许人去理解这种微妙的情况。

对那次引起的可怕事件,我深感悲痛。但到后来,这事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我访问土耳其期间,我表达了对伊斯兰教的尊重;承认伊斯兰是一个伟大的宗教事实;我们彼此间需要对话。所以,这个争论最后发展成对话,彼此间真实而富有活力的对话。

很明显,伊斯兰教在公共辩论中应该澄清两个问题:他们与暴力以及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伊斯兰教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在他们内部已开始意识到有责任和有必要来澄清这两个问题。结果,伊斯兰的学者们开始了内部的反思;进而,他们的反思也演变成与教会对话的主题。

伊斯兰的时代报Zaman)评论了教宗的和平文告。其中写到,两个宗教之间的对话终于开始了。同样,德国的报纸,如时代周刊Die Zeit),在严厉的批判教宗之后,也对这位“东方智者”肃然起敬,称他为在伊斯兰世界中西方最重要的权威

总之,事情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你知道,138位穆斯林学者写了一封信,内容包含展开对话的公开邀请,以及一份对伊斯兰教的解释。而这份解释直接导向与基督宗教的对话。关于这一点,我曾和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有过极好的交流。就像其它伊斯兰国家的首领,包括海湾国家的领导们一样,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希望联合基督徒一起反对恐怖主义者滥用伊斯兰教。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同一场战斗。一方面,我们应共同捍卫宗教的伟大价值——相信天主并服从天主;另一方面,需要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确立自己正确的位置。这也是圣座宗教对话委员会所要探讨的主题。所面对的问题如下:宽容是什么意思?宽容和真理间的关系是什么?与此相应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改变宗教信仰的权利也属于宽容。这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对话者很难接受的。他们的论据是,一个人一旦进入了真理之中,就不再有回头的余地。

总而言之,我们建立了广泛而紧密的对话关系。这些对话使我们更接近对方,互相加深理解。希望这些工作能帮助我们一起积极地面对这困难的历史时期。

不久之前,教宗们还曾将捍卫欧洲不被伊斯兰教同化,视为自己的使命。现在,梵蒂冈所遵循的是一种全新的政策吗?

没有。是历史形势在改变。例如,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大帝国进犯欧洲边境,包围了欧洲;甚至攻打到维也纳的城门之下。还有1571年的雷邦多(Lepanto战役。那时对欧洲而言,是去维护自己的身份或是沦为殖民地,别无选择。在那种情况下,面对的不仅是伊斯兰教,而更是奥斯曼帝国势力的入侵。欧洲不得不一致对外,以保护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信仰。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它的战线也已改变。在当今世界,一方面有极端的世俗主义;另一方面有不同形式的有关天主的问题,二者壁垒鲜明。自然,不同的宗教一定会继续存在,不可能消融在一起;但我们必须不断努力,以求相互的理解。

一直以来,在中非洲许多地区,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信仰间彼此宽容、关系良好。当我接见这些国家的主教时,他们告诉我,他们一直保留着庆祝彼此节日的传统习俗。然而,在世界其它地方,不容忍和攻击性的情形依然存在。由此来看,即便是今天,各地的局势仍然有很大差别。无论如何,一方面我们应该努力生活出自己信仰的伟大,呈现出其活力;另一方面,应该努力认识其它宗教的传承。重要的是要找到我们之间的共通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共同服务于当今的世界。

同时,也不得不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就是在伊斯兰教统制的国家与社会中,人权遭到践踏,基督徒受到残酷的压迫。对英国圣公会的主教米格尔(Michael NazirAli)而言,自共产时代起,伊斯兰教便成了西方最大的威胁。因为它成了一种深入政治、社会与经济层面的意识形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席默罕默德·阿玛迪纳德(Muhmud Ahmadinejad)声明,已经开始了消灭以色列的倒计时,以色列将很快从地图上消失。

与伊斯兰交谈的理念是不是有点天真甚或危险呢?

伊斯兰教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因着不同的传统、不同的起源以及与当下政权的关系而各有不同。在中非洲,就如我刚才谈到的,至少在许多地区中存在着和平共处的深厚传统,这一事实令人非常高兴。在那里,人们也可以改奉其它宗教,父亲是伊斯兰教徒,儿子可以成为基督徒。他们在自由和真理的基本共识中相互走近,同时也不减弱信仰本身的强度。

相反地,在纯粹伊斯兰文化统治的地方,也就是伊斯兰的传统、文化和政治融为一体的地方,他们很容易将自己视为抗衡西方世界的主力。几乎把自己视为宗教的捍卫者,来反对无神论和世俗主义。如此,对真理的意识会变得逐渐狭隘,甚至会转变为不容忍的态度;结果就是很难与基督徒和平相处。就此而言,尽可能紧密地保持所有可以和伊斯兰教徒对话的渠道,是非常重要的。借此而希望使那些借用暴力宣扬真理的伊斯兰思想,发生意识方面的转变。



[1] 若瑟·拉辛格-本笃十六的一篇演讲,题目是:信德,理性与大学。回忆与反省。本笃十六引用了拜占庭皇帝玛努埃尔(Manuele Paleologo)的声明:“他没有在特殊的细节问题上徘徊,就像对拥有『书』者和『无信者』的态度的不同;而是以突如其来的方式直入主题,突然达到了我们无法接受的地步。他直接转向对话者,提出了宗教与暴力之间关系的核心的问题。他说到:‘请展示给我默罕默德所带给人的东西,你只能找到邪恶和非人性的事物。正如他通过刀剑来传递他所宣讲的信仰。以如此严厉的口气讲过之后,皇帝又详细地解释了借着暴力而扩展信仰是如何的不合理性之理由。暴力相反天主的本性及灵魂的本性。他说:天主不喜欢流血’不按照理性而行事,就是相反天主的本性。信仰是灵魂的果实,而非肉身的。总之,谁愿意引导人走向信仰,就需要有很好地表达的能力与正确地思维,而非使用暴力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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